在1990年首次提出单极模式时，克劳萨默建议美国应接受其带来的负担和机遇，并预测如果美国不搞坏自己的经济，单极结构可能持续三十或四十年。然而，单极时代的尾声却充满了撕裂与动荡。

2024年的美国大选再次成为美国国运的“抉择时刻”，红蓝两党的激烈竞争如同2016年和2020年的翻版。特谢拉在其报告《没有赢家的政治》中指出，美国政党体系陷入了罕见的僵局，恶性拉锯战已经持续了一代人。当前的两党选民基础高度极化，双方都有足够的力量惩罚对方，但都无法维持长久的胜利。即使2024年似乎宣告了进步主义狂飙突进的终结，但构建稳定多数联盟的新共识依然遥不可及。

无论新共识是什么，“不搞坏自己的经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特谢拉也强调，经济繁荣是建构稳定多数联盟的关键议题。没有多数选民的经济“获得感”与“安全感”，就不会有一个稳定的多数党派。2016年和2020年的选举胜利者都鼓吹振兴经济，推动亲商业政策。尽管政治钟摆反复震荡，美国本土创业活跃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小企业乐观指数也创下里根时代以来的最高纪录。

尽管如此，通胀潮仍在刺激着普通美国人。华盛顿通胀治理思路对制造业表现出强烈兴趣，通过改善供应来缓解供需失衡。特朗普和万斯都强调重振“美国制造”以应对通胀。这种跨党派倾向不仅指向经济指标的改善，更关乎美国生活方式在世界体系中的优越地位。

美国赢得冷战“人心之争”的基石在于麦当劳、可口可乐等象征美国生活方式的品牌。安迪·沃霍尔曾总结过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新颖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与快速普及。然而，如今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已明显下滑。财富五百强榜单上的变化显示，美国企业在标准消费品供应中输给了海外竞争者。

美国精英认识到工业衰落的症结所在，呼吁重振美国工业。克莱因的文章《美国工业必须再次崛起》指出，无论谁赢得大选，美国都将进入消费紧缩时期。他支持通过追赶式再工业化实现从消费驱动向投资驱动的转型。然而，克莱因对企业行为偏差的批评实际上源于美国式“管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动力。

美式车间管理的对抗性使企业组织能力向特定路径演化。日本等东亚国家则展现出不同的基层管理优势。美国机床产业的兴衰表明，在开放竞争中，中小企业难以维持原有商业模式。为应对竞争，美国企业采取“去蓝领化”策略，导致制造业就业比例大幅下降。

随着单极时代的落幕，曾经的金科玉律成为经济“误入歧途”的罪证。重振美国工业和蓝领就业成为跨党派共识。美国精英对“中国制造”崛起的法宝——产业政策寄予厚望，但这种效仿在脱离劳动力禀赋基础上注定难以成功。马斯克等人物或许能在产业政策规划与落实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即便如此，保护高墙后的繁荣能否恢复美国生活方式的感召力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