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团纷纷反抗大资本公司行为

近期，Kpop圈里接连发生了反抗大资本公司的行为。组合解散6年后，原韩国女团Fiestar的中国成员曹璐买下了经典曲目《可怜》的版权，重新编曲编舞，以女性本位视角翻唱这首告别恋人的歌曲。这一举动在行业中显得非常特别。在这个新组合层出不穷的时代，有人想要重组已解散的组合并不常见，尤其是像曹璐这样自费回归追梦的情况更为罕见。

几乎第一次，一个名气不大的爱豆能够拥有对组合与舞台的绝对话语权。类似的反抗行为也在其他团体中出现。例如，New Jeans在未通知公司的情况下打开了直播，为正与公司Hybe对簿公堂的制作人闵锡珍站台。

尽管这些反抗举动已经相当罕见，但由于Kpop行业严密的运作逻辑，团队成员与公司在地位和话事权上的不平等，这种反抗本质上难以撼动这条成熟三十余年的工业流水线。Kpop工业已经成为一个轮转有序且严谨的大工厂，每一个在体系内谋生的人都是其机器上的零件，出产出“爱豆”这个产品，吸引粉丝消费。

发展到今天，练习生们被揉捏、挤压，无论是身高还是性格，逐渐同质化，再装进不同的企划礼品袋里，推出新的组合。每一个被卷进这套工序的人，最终都变成了滋润工厂继续运作的工具。这不仅是因为能够盈利，还因为工具会失去反抗的能力，工厂能够持续盈利。

在告别组合6年后，曹璐决定破Kpop圈的前例——自掏腰包买下经典曲目《可怜》的版权，打电话给每个成员询问重组意图。得到肯定答复后，几位曾经的女团成员聚在一起，在没有公司的情况下，重新编曲编舞，自费自助式回归。这首歌原本的舞蹈动作性感，但在新版中，她们删去了性暗示的动作，不再做谄媚的表情。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2014年，Stellar靠着一首《提线木偶》冲出市场，但成员们在拍摄MV时被哄骗拍摄了性暗示画面。理想中，爱豆有理由也有权利拒绝不符合自身意愿的工作要求；现实中，面对合约上的大额违约金和资源减少甚至雪藏的惩罚，他们很难维护自己。

Kpop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起步，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高风险高回报的“制造业”。公司会进行市场洞察，从庞大的练习生池子里挑选合适的人作为预备役，通过贩卖专辑、周边、巡回演唱会等方式回本。为了确保“人才储备量”，公司会定期举办选拔活动或派星探搜寻潜在练习生。

对于即将被投入流水线的练习生来说，每一步都设置了服从性测试。公司是唯一能够决定谁成为偶像的一方。练习生们要接受全方位的培训与监测，经历无数次内部评价，接受高强度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被塑造成公司需要的模样。

出道并不意味着一切。市场中有众多的新团体和solo艺人，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注意到成为一个难题。公司会为出道成员精心规划相应的人设与“担当”，以便观众更快记住个体。艺人们则需要按照设定展现个性，有时不得不放弃真实的自我。

大公司艺人或许能放心些，背靠着公司给出的企划和强势营销，总能在市场里分到一杯羹。小公司艺人则面临更严峻的生存考验，有时会采取一些奇招，如“擦边”，以在市场中引起关注。

当爱豆个人意识到“非自我本意”时，能否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呢？答案是很难。超长时限且超高违约金的合约足以压垮一个刚刚出道的艺人。更多还未出名的爱豆会选择一忍再忍，毕竟相对于反抗后被替代，忍似乎是一条更平稳的路径。

工业体系支配并重塑着人，变成工具的人反过来滋养着生产逻辑为轴心的工业体系。当像曹璐这般曾被工具化的人决意要从体系手中夺回自主性时，至少应该承认其可贵。但可贵也往往意味着罕见，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尚在Kpop流水线的练习生们，该如何获得这份反抗的资本与勇气？

韩国女团纷纷反抗大资本公司行为！